反权威之路――我的网络人生与思考
－－顾晓军主义：改变中国•之一千零二十三
我做的事，很多是盲目的；我做的事；很多是后来才知道意义的……
2006年6月上旬末，我在新浪网发起“网络作家圈”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就做成了“天下第一圈”。最火的时候，蜂拥入圈的网友挤瘫了网络。有人说：“即使是收钱，我也要加入”。如今“网络作家圈”还在，也还有着7万多人。
当时，有人琢磨我、是“作家”起了作用，搞什么“中国作家圈”等，结果是门可罗雀。
现在回想：草根们欲出头，只有联合起来、另辟蹊径。“网络作家圈”，则是我抓住了大家心态的一次反权威的尝试。
“亲近小人物、关注他们的命运与艰辛”，是我复出后写小说的座右铭。结果，我被贬为“小人物”，进而被辱为鲁迅笔下的阿Q。
被说成“小人物”，倒也无所谓；被说成阿Q，毕竟不雅。由此，我琢磨鲁迅，在网络上掀起三波“倒鲁”浪潮，惹得《人民日报》率各地报刊、电台、电视节目及整个网络对我展开大批判。
如今回想：放开鲁迅自身的是非且不论，我“打倒鲁迅”，不就是反权威的一次尝试吗？
反权威，其实在何时何地、都是要付出代价的；在封建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，尤如此。
在“打倒鲁迅”之后，我开始初尝被封杀的滋味了、在网络上流浪。流浪到台湾，想到了“骂骂李敖”。
我骂李敖的时候，李敖在大陆正红，在台湾也很有市场。我初骂李敖时，不过是调侃，渐渐就发现了问题。李敖自己，越来越不象样，最终干脆公开舔红腚了。这应该是感谢李敖――又成就了我一业绩。
应该说，我骂李敖的影响不很大；因为不久，我就卷入了邓玉娇事件。
邓玉娇事件中，我的“替死”、“死谏”、“总协调人”等“行为艺术”，让我初尝被爱戴的感觉。
现在细想：“网络作家圈”的反权威，是大家有求于我。“打倒鲁迅”的反权威，即使《人民日报》不领头批我，我挨骂的概率，也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；而骂李敖，当时的反对率，起码也是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。为啥会这样呢？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，从本质上讲，就是一个狗的群体。
鲁迅，要“改造国民的劣根性”，我反对。我认为：中国的知识分子，需要改造的是自己。而老百姓，很可怜，需要知识分子替他们说话。而真心替老百姓说话，把替老百姓说话当作自己事业的中国知识分子，有多少呢？
邓玉娇事件后，通钢事件出来了。我继续反权威，支持通钢工人阶级。“工人阶级”这个词很红色，我以为：红色权威要反，西方的精英主义也要反。
在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当时我支持邓玉娇、支持通钢人的一些文章，乃至2007年的一些文章，都被海外媒体关注并收藏起来了。
反权威反习惯了，就顺手把宋祖德给打垮了。而打垮了宋祖德，就把韩寒也当成权威反了。
我“太阳”韩寒的争议与压力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不亚于“打倒鲁迅”。其实，我自己心里也很矛盾。“韩白之争”，是我在“网络作家圈”之前的杰作，可以说：韩寒在网络上的最初形象，是我亲手树的。但是，韩寒变了。说他是“便衣警察”，当然是夸张；但，他与当局，背后应该是有协议的。不然，很多事是说不通的。
“太阳”韩寒激怒了新浪，我流浪到博客中国。其实，这样反而让我视野更加开阔了，才有了“反对派”、“批邓理论”等。
从《反对党、反对派是遏制腐败的苦口良药》始，我又把之前的反权威的“行为艺术”，无意识地上升到了理论高度。
这一步迈出去之后，“民评官”出来了，批判邓小平理论，也一而再再而三、顺理成章出来了。之后的“快评人民日报论政改”等，及被海外当成中国问题专家，都该是水到渠成吧？
细细想来：其实不是“我想做什么”、“我能做什么”，而是“社会需要我做什么”、“我愿不愿做”、“能不能做好”，一切皆如此。难道不是吗？
被“敌对势力”奉为“中国问题专家”，是幸、也是不幸。在博客中国，从被间歇性封杀到边缘化、再到被彻底封杀，就在所难免了。
从中，就发现了“谍影”。当然，钱云会是试金石；连许志永、韩寒都不在乎暴露、出来“替党说话”了，特务哪有继续潜水、深藏不露的道理呢？
“抓特务”，其实不是我要抓、而是特务在逼我抓他们。你钓鱼钓我，我可以不上钩、也不说，你钓别人、把人家送进大牢，难道我也可以不说吗？你滥用权力、制造冤假错案，你没有良知，我可有呵！
反权威，就这么反到了最后的金羊博客，反到最后的金羊博客也丢失了。
其实，茉莉花不过是作伐，存心要制造些冤假错案、显能邀功，这才是特务们的用心所在；艾未未也不过是场游戏，存心要显示淫威、吓死狗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，这才是特务们的目的所在。
然而，这狗群，终究是那狼驯化而来；狗之中，也终究还有些残存着狼的天性的。而残存的狼的天性，大概也可以算作狗们的良知吧？
我做的事，很多是盲目的；回头看看，反权威是一根主线、是我的一条网络人生之路。
我做的事；很多是后来才知道意义的；回过头来思考，良知是我的根本。而良知，不就是普世价值观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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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晓军 2011-5-1 于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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